起点：一份检察建议还旧址清净
在监利市红军路，一座青砖灰瓦的老建筑静立在街巷之中。这里是湘鄂西特委机关旧址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2024年，监利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在巡查中发现，旧址保护范围内车辆随意停放，嘈杂凌乱的景象与其应有的历史庄重感严重不符。
“文物保护单位的核心保护范围内，严禁可能影响文物安全与环境风貌的活动。”检察官现场取证后迅速立案，并依法向主管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。这一举措不仅推动了旧址周边禁停标志与隔离设施的规范设置，更联合文旅部门、社区开展了一场生动的文物保护普法宣讲。宣讲中，检察官并未机械复述法律条文，而是通过展示历史老照片，向社区居民娓娓道来发生在这里的革命往事。
后来禁停标志立起来了，隔离栏装上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一种新的“习惯”开始养成——路过的居民不仅会提醒外来车辆“这里不能停”，还会主动清扫门前落叶。这份检察建议，擦亮的不仅是一处旧址的面貌，更唤醒了深植于民心的守护意识。
建档：一张红色底图下的全域守护
湘鄂西特委旧址案的办理，像投入湖面的石子，涟漪渐次荡开。检察官们意识到监利这片红色热土上，需要守护的远不止这一处。全市380多处革命遗址遗迹，如同散落的星辰，需要有人将它们重新连缀成璀璨的星河。
从2024年到2025年，一场没有硝烟的“寻红”行动在全市展开。 检察官的足迹遍布监利的城镇乡村——他们踏进泥泞的田埂，定位无名烈士墓冢；他们叩开农家院落，记录口口相传的红色故事。
在档案馆泛黄的卷宗里，在党史办细致的图谱中，在老人模糊的记忆里，一段段被尘封的历史重新变得清晰。一张特殊的“红色地图”在检察工作站渐渐绘成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、湖北省级红色文物保护单位8处、县级43处，每一处都有精准的坐标、详细的现状描述、亟待解决的问题清单。
2025年3月，这份地图的价值首次凸显。监利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通过“代表建议与检察建议双向衔接转化”机制转来线索：省级文保单位白螺机场旧址保护状况堪忧。检察机关迅速响应——地图显示精准位置，档案提供历史依据，6月立案，7月建议发出，8月整改启动。高效的背后，是长达一年的基础工作积累。
攻坚：一份建议破解修缮僵局
系统性排查将更多深层次问题带入视野。2025年8月，检察官发现省级文物保护单位——新沟镇的红三军军部旧址状况堪忧。这座见证了贺龙、夏曦等革命先辈峥嵘岁月的重要旧址，因岁月侵蚀与管护不足，墙体开裂、木结构倾斜，存在倒塌风险。
调查发现，修缮工作因历史遗留的产权归属复杂等问题，已长期停滞。“文物安全等不起，但问题解决不能简单化。”承办检察官将工作重点放在凝聚共识、破解困局上。他们多次联合市文旅局、属地镇政府召开现场磋商会，与相关住户坦诚沟通，厘清法律权责与现实困境。检察机关依法制发的检察建议，不仅督促文旅部门履行法定监管职责，更推动其积极牵头协调，寻求破解产权难题的路径。在各方共同努力下，僵局，在一次次坦诚交流中被打破。目前，修缮方案已进入最终报批阶段，这处承载着重要记忆的建筑，终于等来了重生的曙光。
守护：一方墓地重归肃穆庄严
视线从集镇转向乡村。同样在2025年，福田寺镇柳关村的红军无名烈士墓地（省级单位）牵动了检察官的心。这里长眠着一段悲壮的历史——1932年，上万名红军战士在反“围剿”战斗中牺牲，集体安葬于此。
“模糊的碑文，不能成为被模糊的历史。”检察机关迅速立案，在查清事实后向文旅部门制发检察建议。整改随即展开：碑文得到抢救性描新，周边环境被彻底清理，规范的保护标识得以设立。当检察官再次回访时，这片墓地已在阳光下重现洁净与肃穆，静静守护着不朽的忠魂。
从2024年到2025年，监利市人民检察院共立案办理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案件4件，涉及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处、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。 每一份检察建议，都是一次法治力量的彰显；每一次整改落实，都是一段红色记忆的擦亮。
传承：一种精神注入履职初心
数字背后，是案件之外的深层思考。这些红色资源保护案件的办理过程，本身成为最生动的教材。监利市人民检察院将办案现场变为教学课堂。参与案件办理的检察官走上讲台，向青年干警分享办案中的体悟——协调红三军军部旧址产权问题的过程，让“钉钉子精神”从概念变为实践；让守护的意义超越法律条文。
与此同时，检察机关推动保护的那些红色旧址，正从被守护的“客体”逐渐转变为传承的“主体”。2026年2月3日，在检察机关与相关部门共同营造的良好保护氛围下，监利市博物馆联合共青团容城镇委、容城镇顺城社区，组织辖区返乡大学生与托管班小学生，走进湘鄂西特委旧址，开展了一场生动的寒假红色教育活动。年轻学子们在修复一新的旧址前聆听革命故事，亲身感受红色历史与法治保护的交汇。这正是检察机关探索与学校合作，开发“红色法治”教育课程的生动实践。
“每一处革命遗迹，都是一本立体的党史教科书；每一次公益诉讼履职，都是一次对初心的叩问与实践。”从办案到教育，从保护到传承，红色基因正逐步融入检察履职的血脉，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内在动力。那些在地图上被标注的遗址坐标，如今已成为精神传承的节点，在法治的轨道上连接过去与未来。
